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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蒙记者的网易博客

《民主与法制》编辑、记者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媒体在冤案平反中到底有什么作用  

2014-12-25 15:36:00|  分类: 冤案,媒体,聂树斌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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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在冤案平反中到底有什么作用

——在中国政法大学“蓟门决策”论坛第80期“冤狱平反与冤狱预防”的发言

 媒体在冤案平反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- mzyfzlm - 李蒙记者的网易博客

/李蒙

 

2013326日张高平张辉叔侄案算起,这两年,不少重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,例如浙江萧山案、河南李怀亮案、安徽于英生案、福建吴昌龙案,等等,今年,念斌案、呼格吉勒图案已经平反,聂树斌案也启动了复查。今年这三个冤案的平反,比去年的影响还要大。我听到不少说法,说这些冤案的平反中,律师、媒体、学者、网民都起了很大作用,但显然也与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大三中、四中全会的大背景有关。

媒体到底在冤案平反中起了多大作用?我也不清楚。但应该说,媒体的作用是重要的。但也有人担心,舆论会不会影响司法公正,存在不存在“媒体审判”的问题。的确,有些案件因为媒体报道的倾向性过于偏激和片面,可能影响司法公正,如李天一案。但类似呼格吉勒图案、念斌案这样的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冤案,并不存在媒体审判的问题。媒体如果真能审判,呼格吉勒图还用等九年才平反吗?在这些重大冤案中,不是媒体审判,而是媒体报道严重不足。

例如,呼格吉勒图案的首篇报道,是我的同事王健写的,发表于200610月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的《呼格吉勒图,又一个聂树斌?》。我和王健都是在2005年来到民主与法制社的,他之前在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工作,2006年还在老东家那里发表些报道,这是其中一篇,现在他是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的总编室副主任。他了解这个案子,还起因于我当年在民主与法制社的另一位同事,如今已经离开媒体多年了,叫楚京辉。他是内蒙人,与内蒙公安系统很熟,最先了解到赵志红案,知道了呼格吉勒图,然后告诉了王健。王健后来将材料交给了今天也在我们会议现场的王振宇律师,王振宇律师就代理了这起案件。我在2006年有一次去王振宇律师的律所的时候,听他说,你的同事王健交给我一个案子,很有意思,跟聂树斌案非常相似。从那时到今天,有七八年了。

呼格吉勒图案2006年就由我的同事王健报道过,但真正引起轰动,还是最近一两年,原因就是媒体报道严重不足,没有后续报道。如果能有一些大媒体的后续报道,可能平反的进展会快很多。

今天呼格吉勒图案平反了,大家都知道了为此案写了五篇内参的新华社记者汤计(当然汤计老师的贡献非常大,应该让历史铭记他),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首次报道此案的王健。王健这个人非常低调,在我们杂志社也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。像他这样低调的记者是媒体行业的主流,喜欢辛勤耕耘,习惯默默无闻,而像我这样虚荣心强、想出名、爱作秀的很少,我倒是没做什么事还浪得了一点虚名。

原因何在呢?原因是,记者根本决定不了能够采访报道什么案子,也承担不了报道的风险。采访是报社和领导指派的,稿子写成了,也必须三审三较才能发表,总编要签字负责的。记者只能发现了线索后报选题,选题通过了,就认真去采访,采访完了认真地写稿子,最后稿子能否发表,自己还决定不了。报道的风险,其实是报社在承担,领导在承担,既然不能承担风险,自然也就不能把多少功劳算在自己头上,所以必须有默默无闻的心态,否则干不好这个工作。

目前这几个大的冤案,其实跟民主与法制社多少都有点关系。张高平是在石河子监狱阅览室里看到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上的一篇报道,提到了“狱侦耳目”袁连芳的名字,向驻所检察官张飚报告,才引起了张飚检察官的重视,成为揭开这起冤案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念斌案,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和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都做过报道。2011年,张燕生律师的助理公孙雪律师给我打电话,说了30分钟,我觉得这个冤案太重要了,但因为已经计划去广西北海报道北海案,就推荐给了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当时的主管郑飞(现在是法制日报《法人》杂志执行副主编),他一听之后也有同感,觉得这个案子很重要,媒体应该报道,就派记者张晓娜去采访报道。半年后,张燕生律师又在北京开念斌案的研讨会,我和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的一位同事刘瑜一起去听的,刘瑜在杂志进行了报道。当时会议制作的念斌案的有关材料,至今还在我家中的书柜里,成为珍贵的纪念。

在我们之前,《南方周末》、深圳电视台等媒体报道过念斌案,都是在2010年之前。2011年,可能只有我们民主与法制社对念斌案进行了两次报道。之后,可能就是澎湃新闻在平反前报道过,当时念斌的姐姐念建兰给我打来电话,问我能不能去报道,我因有别的报道任务,婉言谢绝了,但当时在自媒体里进行了很多呼吁。直到念斌平反之后,他和他姐姐还有张燕生律师的电话才被打爆了,多数媒体都后知后觉。

20119月,我参加了河北石家庄聂树斌案的研讨会,当时有60多个律师和学者参与,包括著名学者贺卫方、何兵和杨金柱、李金星等律师,还有当时聂树斌母亲的代理律师刘博今和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。这次会议形成了致最高法和河北高院的呼吁书,呼吁再审聂树斌案,对这个案件后来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我拍下了贺卫方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握手交谈的一幕,后来贺卫方老师也多次使用。这个案子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报道,但我从此很关注这个案子,在自媒体上也写了一些东西。刘长当时在财新《新世纪周刊》,他是坐我的车一起去的,后来在财新网发了网稿。

我个人也写了一些冤案的报道,包括北海案,包括陈夏影案,还有一些案子,不算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冤案,是一些比较小的冤案,可能大家都不知道,例如吉林省延吉市的《五个人的黑社会》,报道后二审取消黑社会罪名;吉林省吉林市的《王刚案与审辩和谐》系列报道,报道前一审取消黑社会罪名,报道后二审大幅减刑;还有吉林省长春市的《塞班岛260万美元职工劳务奖金争夺战》,于万忠案,报道后于万忠被无罪释放。吉林是我的福地,这三个案子结果都不错。但得意不可再往,不能把吉林给逼急了,所以2014年就没怎么去吉林,缓一缓再说。

总之是我的报道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,但不知怎么还出了点虚名。受何兵教授影响写的,包括河北唐山的马瑞芝案,包括黑龙江伊春的一个案子,这两个案子后来结果都比较好。当然,结果好不是说靠我的报道,还是靠律师、学者形成了合力,同时也靠天时地利与人和,最终平反冤案的是司法机关,是党和政府,我的报道只能说可能起到了一点点作用,这点作用还不能归功于个人,要归功于民主与法制社,归功于社长和总编的担当,还得归功于党和政府给我发了记者证,能从事这份工作。前不久又换发新记者证了,我也领到了,说明我还是一名合格的记者,是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,我以前的报道是没有大问题的。

谈起写冤案的体会,我的体会是,写冤案非常痛苦,是写稿子最痛苦的时候。因为面对冤案,写作的人会满怀悲愤,但作为一个记者,必须让自己客观、理性、平静,尽量心平气和地去写,如此天人交战,就很痛苦。其次,你面对法院的一个生效判决,虽然是错误的判决,但还必须尊重它,这也容易形成写作时的心理障碍。写冤案的时候,老想着怎么写得再好一点,把对无辜者有利的事实都想写进去,就容易写得絮絮叨叨,有时候想忍痛割爱,又担心,万一被删掉的某句话能引起某个领导、某个法官的重视呢?又舍不得删,非常痛苦。不光我如此,我发现,只要是写冤案的报道,很多记者都容易写得絮絮叨叨。写得太长,面面俱到,就不利于传播,这也是矛盾。写完一篇冤案的报道,真是巨大的精神折磨,胸口像压着块石头,感觉身体都僵硬了。写完陈夏影案,去弄地上的接线板,居然把腰闪了。

今天借这个机会,也给我们民主与法制社做做广告,也算我自己做个秀吧,讲讲这些往事。但我们记者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,只是如果鼓足勇气尽最大努力去做,可能会为某个冤案的平反略尽绵薄之力,起到一点点作用,起到揭示真相呼唤真相的作用。通过媒体的报道,结合律师、学者的呼吁,再加上蒙冤者及其亲属的长年坚持,形成比较强大的民意压力,对冤案的平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上周,我被《凤凰视频》邀请去客串主持人,访谈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,见到了聂树斌案的首位报道者,当时《河南商报》记者范友峰。听他讲当初采访报道聂树斌案的艰难困苦,深深感到自己没有那么艰苦地去进行过采访。我的采访往往得益了两类人的帮助,一类是律师,是我的案件报道的引路人;一类是NGO人士,是我的事件报道的引路人。而范友峰老师当时连聂树斌案的判决书都看不到,历尽艰辛,经过了种种磨难,才把此案的第一篇报道写出来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特邀他回顾了当时采访报道的往事,网上看得到,我就不详谈了。

我也很佩服采访报道张高平案的《东方早报》记者鲍志恒,他现在是澎湃新闻法治组负责人。朱明勇律师当初将张高平案的线索推荐给好几位记者,真正报选题还去采访的只有鲍志恒。当时不是现在的形势,平反冤案没有形成潮流,谁也不知道张高平案能否平反,哪年才能平反。但鲍志恒就是去了新疆,在新疆呆了快一个月,风餐露宿地坐着绿皮小火车奔波于乌鲁木齐和石河子,克服重重困难,最终完成了采访报道,还真发表出来了。报道不久,张高平案就启动复查了。

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刘长当时的报道《狱侦耳目》,对张高平案的平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,外界知道的不多。为什么起了作用?还不方便公开谈。这篇报道当时是引起了一定的波澜的,他的领导还为这篇报道写了6000字的检讨。如果没有这篇报道,张高平案能不能那么顺利地平反,还真不好说。

我今年报道了陈夏影案,这个冤案已经18年了,只有我这一篇报道,《福清“四.二六"绑架杀人案调查》。但我没有鲍志恒、刘长的威力,报道是报道了,福建高院没什么反应。这个冤案是错得一目了然、一塌糊涂、触目惊心的,但至今没有再审立案,我希望能有别的媒体跟进,扩大一点民意压力。

如果记者没有报选题的眼光和勇气,选题通过了不努力去采访和认真地写稿,肯定不行,但记者再努力,没有报社领导的风骨和担当,报道还是出不来。中国需要一批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、政治判断力、有风骨有担当的社长和总编,冤案的报道才能真正成气候,但也不离开整个国家的大形势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和目前平反冤案的好形势,对报道冤案是有利的,希望媒体同仁们都行动起来,胆大心细,多报道一些冤案,促使更多的冤案能得到平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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