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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蒙记者的网易博客

《民主与法制》编辑、记者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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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车改革的各地样本  

2014-11-14 18:44:00|  分类: 公车,改革,反腐,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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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车改革倒计时》专题报道之二

 

公车改革的各地样本

 公车改革的各地样本 - mzyfzlm - 李蒙记者的网易博客

    李蒙

 

1994年,公车改革在中国持续了20年,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试点,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,形成了三种模式。

第一种模式,是“公车使用货币化”,以广东为代表,被称为“广东模式”。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,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。这一措施各地施行得最广,可以节省大量公车消费,但每个月少则几百,多则数千元的车补备受质疑,引起不小争议。

  第二种模式,是“公车集中管理”,或称为“公车定额包干”,以云南昆明为代表,被称为“昆明模式”。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统一集中管理,向各单位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,超支不补。这一措施同样可以节省大量公车消费,但包干标准偏低、机关车队保障不力等问题也存在。

第三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,以浙江杭州为代表,被称为“杭州模式”。其措施是单轨制、货币化、市场化,将公车上缴统一处理,既发放出行补贴,也将留用车辆进行市场化管理。长期呼吁公车改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,最看好“杭州模式”,认为他兼有前两种模式之所长,是当前最好的公车改革模式。

 

广东模式:公车货币化

 

广东的公车改革试点是全国最早的,早在1993年,广东东莞沙田镇就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,改发交通补贴。2004年,货币化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多个城市试点推行,因为客观上增加了公务员的现金收入,一直遭到“车改等于公务员加薪”的非议。

发放补贴的标准如何制定,一直是困扰。工种?级别?工作年限?出差里程?一时很难抉择。2011年,惠州市的补贴标准是,正处级官员每月补贴2800元,科员补贴500元。这两个数字是以广州本田2.0每公里的行车成本为基准,正处级按每天8088公里计算,科员按每天1525公里计算。

而车补过高,往往会引起社会舆论反弹。珠海的车补标准是广东各试点城市中最高的,正处级超过3000元,科员1000多元。科员一档补贴的金额,是惠州、佛山的近3倍。正因如此,珠海引起的反弹也最大。

有人说:“处级干部每月车补就3000元,三年可以领取十多万,等于政府给公务员免费发一辆车。”就算仅有每月1000元的车补,但不少人眼里也过高了,因为当时一个广东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有的也才1000多元。车补就相当于农民工的工资,这让很多市民接受不了。

除了嫌车补高,另一个争议是,并不一定级别越高的公务员出行越多,很多大领导并不经常出行,反而是级别低的公务员天天在外边跑,但他们拿的车补反而少。即使是同一级别的公务员,由于工作不同,有的可能天天坐办公室,有的天天在外边跑,一刀切地给以相同的车补,也不尽合理。

所以作为对这些缺陷的补充,一些试点城市除了每个月铁定的补贴外,如果公务员开着私家车办公事,还可以报销费用。

惠州市的报销标准由各个单位根据车改办制定的标准内自行制定。乘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开私家车到其他城市出差,每次有200350元的报销额度。在惠州市内,根据离开城区范围远近,每次可以报销60元到100元。

但这样一来,又引起争议:已经发了补贴,怎么还可以报销?领了车补,又报销,再公车私用,这不是比没改革之前更腐败了?民意如此一喧哗,那些本来就不想搞车改的领导干部,趁机就停止车改了。

另外,还存在着车改不到位的问题。如有的城市的公检法系统没有搞车改,尤其是公安部门反对车改,理由是办案需要用车。而一些垂直管理的机构比如工商、税务、海关等单位,因为不在市车改的规划中,工作人员享受不到车补,觉得自己少拿钱;但这些单位车多,有的连股长一级都配车,这种情况又让已经改革的单位心理不平衡。

尽管存在着种种争议,但车改之后的确节省了大量的公车消费,改革的成果还是非常明显。

 

昆明模式:集中管理定额包干

 

昆明公车改革是从2010年初开始的,在西山、五华、盘龙、官渡4个区9个街道办事处启动。第一步是将公车封停上缴,公开拍卖。除了公检法、国安、医院、学校等单位和有特殊标志的行政执法车外,各区上缴的920辆公车,其中258辆组建公务交通服务车队,66辆原值划拨执法部门,134辆报废,其余462辆公开拍卖,成交1654.98万元,全部收归区财政,主要用于改善民生项目。

昆明车改之前,考察了广东车改的经验教训,为了避免“拿了车补公车照开”的现象,进行非货币化改革:由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单位实名制公车专用卡,由区财政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,各单位根据实有人数核至各科室,而不会发放到个人手上。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元,主要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、加油,购买公交IC卡,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。超支不补。

实行集中管理定额包干后,4区公务交通费年支出2588.72万元,比此前3年的平均数减少2051.32万元,降幅达35%。试点改革的公务员对这次改革普遍都能接受,83.55%的公务员选择了乘坐出租车、公交车、私家车、自行车或步行方式解决公务出行问题;认为自己的公务出行没有受到影响或影响较小可以接受的占68.92%;对定额包干持肯定态度的占58.02%

 

杭州模式:单轨制、货币化、市场化

 

杭州车改起步也很早,2002年,西湖区三墩镇政府因为干部外出任务多,有限的公车满足不了需求,购置新车又需要增加财政经费,自发尝试取消公车,以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干部,由他们自行安排公务出行。当年就节约财政经费50万元,相当于上一年度公共交通支出的70%。这一改革很快在周边西湖、余杭、下沙等区县部分乡镇风行起来。

2005年,杭州成立了公车改革领导小组,全市有6个区启动了公车改革。2009年,杭州明确了“单轨制、货币化、市场化”的改革理念和“整体推进、分步实施、三年完成”的总体部署。单轨制就是公车上缴统一处理;货币化是指向公务员发放“车贴”;市场化是指成立公车服务中心,将留用车辆进行市场化管理。

如同广东、昆明车改一样,杭州当年也上缴了400辆公车,200辆由公车服务中心留用,132辆补充给执法单位工作用车不足,57辆被公开拍卖,剩余11辆报废。

杭州将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6009个档次,交通补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,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车、打的、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,但不能取现。

设立了公车服务中心,公务员借用公车与打的一样,有偿计价使用,计价方式完全市场化。

而新设立的公车服务中心有专职驾驶员61人,截至20115月底,为车改单位提供出车服务1.5万台次,安全里程200余万公里。

改革的成果是,两批车改单位,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车改前下降32%,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30%,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。例如,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实行车改以后,7辆公车全部上缴,公车开支费用从111万多元下降到74万多元,降低33%以上;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实行车改以后,7辆公车也全部上缴,公车开支费用从83万多元下降到50万多元,降低39%以上。

叶青之所以对杭州模式比较肯定,是觉得它集中了广东模式和昆明模式的好经验,采取的双轨制,提供两种不同的方案供选择,受到了阻力就小了。有些年龄比较大的公务员不会开车,无法选择私家车公务出行,他们中往往还多是党政领导干部,“一刀切”地货币化,对他们不适应。而年轻的公务员如果出行较多觉得补贴不够,也可以选择在公车服务中心按市场化的方式出行,相对于出租车还是便宜许多。另外,杭州模式和昆明模式一样,将车补打入市民卡,不能变现,让车补真正用于公务,也比较可取。

2014716日中办、国办下发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,就是在总结全国各地多年经验的情况下推出的,但《方案》也仅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行,各地完全可以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地制定出适合当地的车改方案,并不一定强求一律。中国的东西差距、城乡差距都很大,各地情况各不相同,可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、交通条件、公务员收入水平制定出最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车改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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